朱彤心雖然有點怪癖，可人緣不錯。我認識他的時候，算起來他也不過二十來歲，可給我的印象已經很老了。他又瘦又高，走起道來左右晃蕩。戴的那副深度近視鏡隻有一條腿，另一條腿用納鞋底的線繩拴著。他從不用藥，哪兒破了或是長癤子長瘡，一律抹牙膏。他從不洗衣服，每過一些日子，就把軍裝脫下來按在煤油泡一泡，然後晾幹，說是“這比你們洗的幹淨，不僅不招虱子，什菌也不招”。於是他的軍裝胸前、袖口和領邊都閃耀著鐵甲般的光輝，散發著真正“德士古”煤油的氣味。用煤油泡衣服，是他的特權。他是“燈光組長”，管著兩盞煤氣燈和一桶煤油。“燈光組長”是兼職，他的正職是創作組員。他一直在寫，但寫出來的劇本從來沒演出過，遊擊環境中，沒有報刊雜誌可以登載，劇本若不能演，就算白寫了。創作組長是位女同誌，有點母性的慈悲心腸，見別人睡了之後他還守著如豆的油燈，蹲在老百姓鍋台上邊寫；寫出來的作品又一本本的送進鍋台下邊去燒，實在太殘忍。組長就和隊長商量，每逢他寫出新作後，讓他在行軍出發前，或是駐軍閑暇時向全隊朗讀一遍，算作口頭“發表”。他對這種發表方法，極為重視。每次朗讀前都特意洗洗臉，還在他的日本水壺灌一壺熱水，每念完一場戲都往嘴擠一點牙膏，用水送下去。他相信這能保持嗓音清亮。同誌們也很歡迎他朗讀作品，看成是一場娛樂。他的作品雖然沒法公演，讀起來卻常有驚人之筆。他有回寫了個快板劇，內容是抓特務，說兩個農民自衛隊員刨白薯，忽然從地刨出個特務來（我已忘了那特務是怎鑽到地下去的了。隻記得他是在地下靠吃白薯過日子）。特務想反抗，兩個自衛隊員就一人一句的唱快板：“我的刀兒閃閃亮，我的槍口放銀光。你要還是不投降，堅決把你斃來槍，斃來槍那個斃來槍，來令一令！”大家問他什是“斃來槍”？他說：“白話就是槍斃。”

朱彤心的兼職工作倒是幹得十分出色，兩個汽燈六個紗罩和他形影不離。汽燈和他那“鐵甲”發出的氣味，會熏得同班的人睡不著覺，他因此常常單獨一人住在老鄉的牛棚上層（蘇北有些地方牛棚和豬圈是二層小樓，樓下養豬養牛，樓上放雜物）。隊長叫通訊員小江給他當燈光助手。這小江莽莽撞，打氣時碰壞一個紗罩。從此他就再不許小江給燈打氣。有次朱彤心在一出戲演個日本太君，正演到太君向漢奸隊長布置機密任務，台上的汽燈忽然冒起了紅火苗。小江心想救場如救火，不顧他的禁令，搬個椅子上台來打氣。“日本太君”一見馬上擺擺手說：“你的不要，開路開路！”他解下洋刀，自己上了椅子，對漢奸隊長說：“你的扶著椅子！”他打完氣，把椅子拉開，掛上洋刀又接著往下演戲。演漢奸的隊員笑得答不上話來，朱彤心卻小聲說：“工作時間，你嚴肅一點好不？”

一九四三年冬天，我們住在蘇北一個水網地區的小村，半夜突然來了敵人。大家睡得懵懵懂爬起來就跑。人們去牛棚上通知朱彤心，那隻有汽燈卻沒有人。敵人已進了村子，既不能大聲喊又不能仔細找，隻好抱著汽燈先跑出去。我那年十二歲，本來就跑不動，有個熟識的偵察員又送給我一雙日本軍隊的大皮鞋。那鞋比我的腳要大個一寸多。也許那時就有了崇洋的思想萌芽吧，我穿著它心美得不行。組長說了我幾次，我也沒舍得脫下來。這下子糟了。跑起來不光沉得要命，而且帶子總開，一開了就絆腳，跑個三、二十步就停下結一回鞋帶。那地方溝汊多、樹木密，三結兩結，我看不到前邊人的影子了。先還聽得見腳步聲，順腳步聲去追卻總被河溝擋住去路。最後幹脆轉了向，轉來轉去總離不開一條深溝的堤岸邊。我精疲力竭，渾身是汗，隻好順堤岸溜到溝去。坐在溝底連歇氣帶辨別方向，順便哭一場。後來有些年，我也想哭過，可怎擠眼也掉不出淚來了，才體會到能痛快的哭也是一種享受。

我正在享受哭的樂趣，聽到了腳步聲，趕緊收拾起眼淚，想觀察一下來的是什人。就聽劈啪啦一陣響，從堤上跌下一個人來。我拔腿就跑，溝的冰凍得還不厚，我那皮鞋底子又硬，一踩上去馬上“喀嚓”一聲，就是一個水窪。我連著跑幾步，“喀嚓”“喀嚓”響了幾聲，兩隻腳就全濕透了，冰水紮得我腳生疼。

那跌翻在地的人說話了：“小鄧，你別害怕，我是朱彤心。”

我停住腳，問他：“剛才人們找你，你上哪兒去了？”

他說他鋪床時把稻穗錯當稻草鋪在身下了。那樓板矮，又有縫，底下的牛總伸頭去拽稻穗，還用舌頭舔他的腳。他睡不著，半夜搬到後院草棚去睡，所以別人沒找到他。他被尿憋醒，出去撒尿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