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青身體不好，長期休養。靜極思動，異想天開，看了幾本文藝雜誌，動起念頭要寫。拿誰作模特呢？他想起了邵家二兄弟。

哥哥名叫邵清遠，抗戰時隨同學流亡到大後方，在重慶念了兩年土木專科，因為沒有經濟來源，中途輟學。太平洋戰爭中，美軍與中國合作修築史迪威公路，需要翻譯，他報考當了翻譯。他學過土木，人也聰明，滇緬公路通車時，混上了“技正”的頭銜。抗戰勝利，國民黨政府“還都”。在南京大興土木，他跟隨過的一個美國人到南京開了個營造廠，把他約了去，名為工程師，實際上還是當翻譯。因為那個美國人當工程師有癮，雖是老板，工程上仍事必躬親。同時對邵清遠的技術水平摸底，不太放心。

解放後，邵清遠以工程師頭銜，安排在建築公司技術科工作。這倒不是對他技術上摸底，而是因為對他政治曆史不大摸底。

邵清遠的弟弟叫邵明遠，比哥哥小十來歲，沒去過大後方，進了敵偽時期的北京大學，學建築。日本學校分科和英美係統不同，建築和土木不分。所以他既懂點藝術，又懂土木工程。國民黨接收北平，城到處搶房占房，沒人蓋房。他拿到文憑後就背個書包在西單商場給人剪影混飯吃。解放後進了建築公司。他政治曆史清白，有正式的大學畢業文憑。一報到就分配當施工隊的技術隊長，幹了幾年，到一九五三年時已是一個工地的技術主任，幹的很不錯。

本來在起點線，弟弟比哥哥有利的多，可是，一九五三年出了件事，哥兒倆的境況就扭了個兒。

一九五三年，從蘇聯請來幾位專家，在北京郊區建立一個模範工地，也就是用蘇聯的先進技術向全國示範，弟弟受到信任，派到這個工地當技術主任。

這時弟弟已有幾年現場施工經驗了，對中國建築業的特性也有了許多體會和認識。才出生的牛犢，再背點曆史清白、思想進步的小包袱，三弄兩弄，和蘇聯專家頂起牛來。詳細情形不太清楚，反正雙方都拍了桌子。邵明遠說：“你是工程師，我也是工程師。我作為主人尊重你。你作為客人，不能下命令要我照辦。我們有爭論可以到上級單位解決。”專家說什，不表它了。蘇聯專家大多數在作風上和技術上都很有修養，也很講禮貌。可是要說個別人技術上二把刀，思想上有點大國沙文主義，也不算稀奇。結果是公司領導決定把弟弟撤下來，換個別人去與蘇聯專家合作。開會公開征求意見，問誰願去，沒有人報名。要大家推舉，技術科推舉了邵清遠。邵清遠雖謙虛了幾句，可沒有拒絕。這樣弟兄二人就掉換了位置。

李青是在模範工地完工典禮時到這公司來的。這時邵清遠已當選為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晉升副總工程師了。據說這兩項“工程”也是由於蘇聯專家的積極建議。因而有的技術人員背後有些非議。可是李青參觀了剛剛竣工的宿舍大樓，並且和邵清遠作了兩次談話，認為這些非議並不公平。樓房蓋的很好，敢說是新中國建成後，頭一批職工宿舍中水平最高的。兩居室，有挺大的廚房，有廁所，還有個四平米的儲藏室，寬敞、舒適。邵清遠為人謙虛，並不宣揚自己。除去提到他弟弟時用作兄長的口氣批評幾句，從不說別人的不是，而且辦事看問題很講政治原則，這在解放初期的技術人員中很難得。

李青曾問他：“您在模範工地取得很大成績，主要的經驗是什？”

他說：“沒什經驗，誰來當模範工地的主任，也是這個結果。工地最後會評為先進集體，主任也要選上先進人物。因為這是中蘇合作的試點，必須成功，必然成功。而且要大力宣傳。”

李青說：“那怕不一定，您的前任不就……”

“你說我弟弟？”他搖搖頭，苦笑了一下，“他學的全是資本主義那一套建築體係，又年輕氣盛，自以為是，一張嘴就是技術合理性、經濟合理性，偏就不談政治合理性，和蘇聯專家一起工作，是個技術性經濟性的問題嗎？這種人，盲人騎瞎馬！”

“那您是怎處理和蘇聯專家的關係的呢？”

“上級不是有明確指示嗎？‘專家建議就是法律’做到守法就是了。下邊人不通，做做他們的工作，貫徹專家建議不能含糊，如此而已，還有什出奇的？”

他說的很實在。他的材料，李青詳細讀過。什引進新技術啊，改變工地結構啊，提高生產率和加快工程進度啊。歸根到底一句話，是克服一切困難，堅決地，不動搖地貫徹專家建議。

李青認為把這樣一個人提到領導崗位上，完全合情合理。他作為先進人物，是名副其實的。

然